“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，唯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心驚。”法國的史學大師呂西安?費弗爾的話語依然在今天回蕩。

要了解中國共產黨，逃不開二十世紀那一段震撼人心的中國近代史。它是花環，也是荊棘。《苦難輝煌》這本書從歷史事件和關鍵人物入手，對中國共產黨、中國國民黨、共產國際、日本軍閥這左右中國革命的四大力量，以全景式的揭示和深入分析。全書沒有教條的解讀，也沒有枯燥的語言，而是用一個個跌宕起伏的真實故事、一組組驚天動地的數據資料，展現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和一位位鮮活悲壯的傳奇人物，加之適當的評論與總結，使我進一步了解了那段苦難的歲月、輝煌的歷程。

書中開篇的兩句講到：“我們曾是奴隸。否則不會有從1840年到1949年中華民族的百年沉淪。我們也擁有英雄。否則不會有從1949年到2050年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。”《苦難輝煌》這本書有著提醒我們，我們國家在歷史上曾有過的苦難和痛苦，同時，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后我們該走的路和該呈現的復興和輝煌的意義。

回顧中國近代史，我們向很多外國人請求過幫助。但是“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”《苦難輝煌》告訴我們中國革命，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。

中國人曾經請過很多“救世主”。在第三章巖漿中，鮑羅廷由蘇聯駐華代表介紹給正在聯俄的孫中山。孫中山把鮑羅廷稱為“無與倫比的人”，他主持了國民黨改造，使國民黨真正作為有組織的力量；同時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極強，總能提出讓人滿意離開的辦法。李宗仁曾說，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。然而在孫中山死后，他陷入個人政治視野盲區，看輕中國共產黨，親手將極大的權力交給了沒有被孫中山看重的蔣介石，最終導致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。然而由于此前斯大林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獨立完成革命任務，僅向中國共產黨提供少量的武器和經費，使中國共產黨無法組織屬于自己的軍隊，促成了四一二慘案。

走了蘇俄顧問，又請來了德國顧問。在第四章圍剿中，蔣介石請來了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今賽克特。他提出的建議與蔣介石“抗日必先剿匪”不謀而合，受蔣介石重用。但是他最大的目的不是來圍剿紅軍，而是向蔣介石輸出普魯士軍國主義，優先照顧德國經濟利益。當時全中國出產的鎢礦幾乎都拿去和德國換武器。

南京有個太上皇，瑞金也有個太上皇。在第六章陷落中，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職務。在他之前，包括他，所有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是由共產國際指定，所有大的決定都要向共產國際報告，由共產國際決定。博古不懂軍事，此時恰恰來了他老熟人——剛完成蘇聯任務的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奧托?布勞恩，就是后來的李德。共產國際給他職務只是一個顧問，但年輕的博古希望以他來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威，給了他極大的權力。李德將老的戰法換成了他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戰法，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巨大，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，被迫長征。而正式顧問費雷德不切實際的空想，使中國工農紅軍雪上加霜。幸虧他來去匆匆，否則恐怕就沒有今天了。

“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將領，自己的理論，偏要請來李德？”

“水土不服”的不僅是李德，費雷德，還有共產國際。他們對中國革命詳情不甚清楚，荒謬而脫離現實，面對中共來電要求放棄蘇區突圍轉移，只能發出態度模糊的電報。

量變達到質變。在第十章矚目大西北，中央紅軍放棄根據地突圍，湘江一戰又折損過半，廣昌戰役失敗，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。歷經重重失敗，中國共產黨終于決定自主選擇自己領導人。遵義會議上在事先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下，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，獨立自主的解決自己的路線、方針和政策問題。遵義會議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，一個黨的命運，一個國家的命運；它打破了“外國的月亮更圓”的想法，使中國更加相信，我們中國革命，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。

在第十六章狂飆歌中，李德對斯諾承認，“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，由中國軍事經驗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術，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。”但是，就像伍修權說的一樣，他的權力是中共中央負責人親手交給他的，造成失敗的原因何嘗不在我們自己身上呢。李德全程參加了兩萬五千里，和中國共產黨走過來最艱難的歷程，只是他被捧得太高了，所以摔得粉身碎骨。

國際歌早就唱到“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。”